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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多缴住房公积金部分是否可以免交个人所得税

2016-6-7 0:0:0 wondial

个人多缴住房公积金部分是否可以免交个人所得税

个人多缴住房公积金部分是否可以免交个人所得税

问:个人多缴住房公积金部分是否可以免交个人所得税,例如:我在单位每月缴500元住房公积金,如果我自愿缴800元住房公积金,那么多缴的300元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答:财税字[1997]144号文件规定,“企业和个人按照国家或地方政府规定的比例提取并向指定金融机构实际缴付的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基本养老保险金,不计入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收入,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超过国家或地方政府规定的比例缴付的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基本养老保险金,应将其超过部分并入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收入,计征个人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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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期初余额怎么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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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利益问题研究

国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利益问题研究国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利益问题研究

  摘要:文章通过2006年到2008年间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大宗股权交易的数据,对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股权交易中的溢价问题进行对比,并对其中的控制权私人利益进行了度量。研究发现,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国有上市公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存在更高的控制权私人利益水平,国有控股不利于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
  关键词:国有股权  控制权私人利益  投资者保护

  一、 引言
  传统公司治理研究认为,公司股权和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分离,在公司股权被广泛分散持有的情况下拥有公司经营权的经理人有动机也有机会侵占股东利益。但是在公司治理实践中,由于大部分国家上市公司持股相对集中,持有不同股份比例的股东对于公司治理有不同程度的参与动机与参与能力,因此产生了各种类型的利益冲突,因此在现代公司治理中更为具有现实意义的利益制衡的问题存在于中小股东与控股股东之间。大股东治理模式下,大股东不但能够和中小股东分享正常利益而且当其利益和中小股东不一致时能够利用控制权侵害中小股东得到控制权私人收益。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都属于国有,国有控股股东在公司治理中起到了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作用或者也攫取了不合理的控制权私人利益?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研究。

  二、 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Grossman & Hart(1988)最早提出控制权私人利益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公司控制权收益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全部股东都能根据自己所拥有股份比例获得的证券收益(Security Benefit),第二类是控股股东因为拥有控制权而可以获得的控制权私人利益(Private Benefit)。ShlEifer和Vishny(1997)指出,集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性所有权相对于没有控制的所有权具有优势是毫无疑问的,控股股东倾向于利用拥有的控制权侵占中小股东利益,获得控制权私有利益。Johnson等(2000)把管理者或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收益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形象地比喻为“隧道(Tunneling)效应”。LLSV(2000)的实证研究表明,这种大股东侵占现象在许多国家非常普遍,尤其是在市场不发达国家的表现尤为明显。而在我国,控制权私人利益也是存在的。唐宗明和蒋位(2002)认为控制权私人利益在我国的表现形式为“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害程度”;唐英凯和赵洪宇(2006)则认为,控股股东通过获得公司控制权侵害了其他股东的利益,因此抑制控股股东获取控制权私人利益是提高公司治理和投资者利益保护水平的主要目标。国有控股股东在公司治理中是否也成为控制权私人利益的攫取者,降低企业效率呢? Megginson和Netter(2001)与Djankov和Murrel(2002)回顾了世界各国不同所有制下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文献,认为在总体上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效益低下。ShlEIfer、Vishny(1998)认为政府干预减损企业财富,是一只“攫取之手”。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大多由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而来,呈现“一股独大”的特征。在控股股东拥有绝对控股权的情况下,更有攫取控制权私人利益的动力。因此本文提出假设: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相比于非国有上市公司攫取控制权私人利益的现象更为严重。并对此假设进行实证分析。笔者认为,本文的创新点有二:第一,对于控制权私人利益的测度方法的研究方面,本文在传统BH模型上提出了修正模型,更适合我国资本市场的特点。第二、本文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利益进行测度,并与非国有上市公司进行对比,对于国有股东行为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个新的角度。

  三、实证分析

  我们收集了2006年~2008年间我国沪深两市A股市场发生股权转让交易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数据来自万得数据库和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网站的上市公司公告。依照以下的标准筛选样本:(1)为了保证度量的准确性本文选择已经确定实施的股权转让项目。(2)转让方式中去除“股权拍卖/执行司法裁定”、“行政划拨”,选择“协议转让”。(3)控制权的转让必须有公开的交易价格。(4)本文设定的控制权发生转移的股权标准时转让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小于20%。从理论上来讲,只有掌握了大于等于50%的股权才能获得一家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但是有些股东虽然持有股权小于50%但仍然能够通过间接的方式掌握50%以上的股权。根据现有的文献,本文以20%为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的标准。从本文选取的样本来看,大多数转移了股权后都发生了控股股东或者第一大股东的变更,改选董事会并进行产业转型。(5)同时在境外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不作为样本。(6)为避免控制权私人利益为负值,剔除了净资产为负值的股权转让。通过对数据进行筛选,本文最终得到符合筛选标准的控制权转让交易61笔。
  我国控制权私人利益水平,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利益平均值为1.088 4,非国有上市公司均值为0.891 5.说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特征明显造成了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大多数的变量t值都比较大,已经比较显著,STATE变量的t值也达到了3.18,说明国有企业与于非国有企业的私有权益的确存在显著区别。调整后R方系数0.63,说明回归模型的解释度良好。模型中STATE的系数为正,显著水平较高,说明我国国有控股股东相比非国有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人利益的行为更为严重,并没有起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作用,前文的假设得到了证实。CASH的系数为正,说明我国控制权私人利益和每股企业经营现金流成正相关关系。LNTS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我国控制权私人利益和公司总股本成正相关关系。同理,我国控制权私人利益和公司股权集中度、公司总资产、净资产收益率和负债期限结构成负相关关系。
  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如下:(1)我国国有控股股东同控制权私人利益水平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利益水平显著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股对于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作用是消极的。相比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大股东攫取控制权私人利益的现象更为严重,更倾向于对中小投资者利益侵害。即国有上市公司大股东在投资者利益保护方面表现消极,更多的表现为对公司利益的“攫取之手”。(2)控制权私人利益与总股本成正相关关系,与公司总资产成负相关关系,这两个变量都代表公司规模大小,呈现不同方向相关关系的原因是,一方面规模大的公司运作比较成熟,来自监管机构和中小投资者的监督和关注较多,所以信息不对称程度小,大股东攫取控制权私人利益的行为被遏制;另一方面公司规模越大,能够给予大股东攫取控制私有收益的资源也就越多。(3)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利益水平和每股企业经营现金流成正相关关系,企业经营现金流是流动性很高的资产。大股东可以通过滥用经营现金流获得控制权私人利益。(4)控制权私人利益水平和负债期限结构成负相关系,企业短期负债的增加会减少企业持有的自由现金流,使大股东无法把更多的现金投向有利于他获取私利的项目上,从而减轻了大股东的侵害行为。(5)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低代表着公司业绩较差,大股东购买的价格相对便宜,则获得控制权的成本较低。一旦获得了控制权大股东就可以在不好的公司业绩掩饰下肆意攫取私利。

  四、 结论
  从以上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利益水平显著高于非国有公司。并在回归模型中显示国有大股东相对于非国有大股东对于控制权私人利益的贡献更为显著。说明与国有大股东比较,非国有大股东对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程度更高,国有股更倾向于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成为了公司利益的“攫取之手”。我国资本市场的特点是国家持股,那么这种侵害中小投资者的行为不仅仅侵占了上市公司资源更加威胁到了中国金融改革的稳定。

  参考文献:
  1. 韩德宗,叶春华。控制权私人收益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统计研究,2004,(2):42-46。
  2. 唐英凯,赵宏宇。基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现代公司治理框架优化。经济体制改革,2006,(4):41-44。
  3. 唐宗明,蒋位。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害度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2,(4):44-50。
  4. 余明桂,夏新平,潘红波。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实证分析。管理科学,2006,(3):27-33。
  5. 张祥建,徐晋。股权再融资与大股东控制的“隧道效应”。管理世界,2005,(11):127-151。
  6. Barclay, Michael and Clifford Holderness.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 of Public Corpora- tio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89,(25): 371-395。
  7. Claessens, Stijn, Joseph P. H. Fan, Sim- eon Djankov and Larry H.P. Lang. Disentangling the Incentive and Entrenchment Effects of Large Shareholdings. Journal of Finance,2002, (57):2741-2771。
  8. Grossman, Sanford and Oliver Hart. One Share-One Vote and 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88, (20):175-220。
  9. Johnson, Simon, Rafael La Porta, Flore- 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Tunn- el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90):22-27。
  10. La Porta, Rafael, Florencio Lopez-de- Salines and Andrei Shleifer. 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 Journal of Finance,1999, (54):471-517。
  11. La Porta, Rafael, Florencio Lopez-de- Salines and Andrei Shleifer. Investor Prote- c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0,(59):3-27。
  12. La Porta, Rafael, Florencio Lopez-de- Salines and Andrei Shleifer. Law and Fin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8,(106):1113-1155。
  13. Megginson, William L. and Jeffry M. Netter. From State to Market: A Survey of Empirical Studies on Privat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1,(39):321-409。

会计从业资格证

  • 从扁鹊名气看中国管理会计实践(上)

    从扁鹊名气看中国管理会计实践(上)

    从扁鹊名气看中国管理会计实践(上)从扁鹊名气看中国管理会计实践(上)

      从应用现状看,管理会计的探索和尝试,大致可分为三个维度:
      一是我国大部分中小型企业,局部运用管理会计方法。其中利润成本预测与固定资产投资预测被运用得最多,但涉及价值链分析、作业成本管理、财务精益化等方面则鲜有尝试。中小企业受到业务规模、人员知识结构和管理层重视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对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停留在浅尝辄止的阶段,内容与范围十分有限。
      二是我国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先行先试管理会计工具。中国南方工业集团,根据自身特点构建了独特的集团化管控模式,这一模式以集团公司发展战略(Strategy)为牵引,以优化配置资源(Re?鄄source)为核心,以有效管理风险(Risks)为重点,以持续创造企业价值(Value)为目标,串联起一条贯穿“战略规划———全面预算———运营监控———业绩评价”的管控链条,帮助企业管理风险并创造价值。国有企业虽然在管理会计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然存在着管理会计岗位设置和界面划分交叉重叠,管理会计职能的联动性较差,执行人员对于管理会计的认知片面等问题。
      三是我国少数大型民营企业,主动投身管理会计变革。联想集团,依托SAP  R/3技术(功能涵盖企业的财务、人力资源、后勤等方面的ERP系统)实现了企业“价值链”的梳理与重整,并在每个价值活动环节设置了管理会计模块,为企业未来进行“价值链”优化提供了广阔空间。联想在集团层面,依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SAP信息平台,建立起以战略预算为龙头、经营预算为支撑、财务预算为保障的综合性全面预算体系,将管理会计工作落实到了企业经营的方方面面。华为公司则在“集权”与“分权”中寻求平衡,建立起“预算管理委员会———业务线预算管理部———销售区预算分会”三级预算体系,企业总部根据年度收入目标、利润目标、成本等因素倒挤出管理费用,然后经过若干次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双向沟通,敲定最终的预算编制原则。为保障预算执行的效果,华为还建立了专门的考核机制———KPI关键指标考核体系(平衡计分卡工具)。在这套体系下,华为每年都会对内部责任中心预算执行情况与经营管理、业务发展、KPI结合程度与效果进行考评。以联想和华为为代表的这部分民营企业主动拥抱变革,走在了我国管理会计实践的前沿,作了很多探索实践。但目前他们也只是运用了管理会计的部分职能,离系统性、针对性和有效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应该看到,尽管我国管理会计取得的成绩弥足珍贵,但在企业的经营效益分析、全面预算编制、绩效评价、财务管理精益化等方面,仍有很远的路要走。当信息时代翩然而来的时候,“指尖上管理会计”,不是旨在扩大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视野,也不是区分两者谁发现价值、谁创造价值,而是以治理的方式,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价值创造力,进而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提供支撑———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仅是控制,还包括协调;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


  • 从现金流量表诊断企业健康状况(一)

    从现金流量表诊断企业健康状况(一)

    从现金流量表诊断企业健康状况(一)从现金流量表诊断企业健康状况(一)

      与净利润相比,现金流量能更确切地反映企业健康状况。如年终为超额完成利润,可将大批产品赊销出去,这样一来利润表中主营业务收入增加了,利润也增加了。但由于是赊销,未能取得现金,发生的销售活动还要支付税费及其他费用,使经营活动现金不但未增加流入反而增加了流出。
      从现金流量表诊断企业健康状况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从现金流量表总体状况诊断分析企业健康状况
      现金流量表由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投资活动现金流量、筹资活动现金流量、自由现金流量所组成。
      (一) 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诊断企业健康状况
      一般来说,健康正常运营的企业,其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应是正数。现金流入净额越多,资金就越充足,企业就有更多的资金购买材料、扩大经营规模或偿还债务。因此,充足稳定的经营现金流量是企业生产发展的基本保证,也是衡量企业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志。如果一个企业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长期出现负数,就必然难以维持正常的经营活动,不可能持续经营下去。诊断分析时,可以将经营现金流量分成两部分,首先研究企业在营运资本支出前的现金流量(如果这部分现金流量是正数),然后研究营运资本项目(存货、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对现金流量的影响。企业在营运资本中投入的现金与企业的有关政策和经营状况有关,例如赊销政策决定应收账款水平,支付政策决定应付账款水平,销售政策决定存货水平。分析时应结合企业所在行业特点、自身发展战略等来评价企业的营运资本管理状况及其对现金流量的影响。
      (二)从投资活动现金流量诊断分析企业健康状况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是反映企业资本性支出中的现金流量,分析的重点是购置或处置固定资产发生的现金流入和流出数额。根据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性质,可以了解企业未来的经营方向和获利潜力,揭示企业未来经营方式和经营战略的发展变化。同时还应分析投资方向与企业的战略目标是否一致,了解所投资金是来自内部积累还是外部融资。如果处置固定资产的收入大于购置固定资产产生的支出,则表明企业可能正在缩小生产经营规模,或正在退出该行业,应进一步分析是由于企业自身的原因,如某系列产品萎缩,还是行业的原因如该行业出现衰落趋势,以便对企业的未来进行预测,分析判断企业健康状况。
      (三)从筹资活动现金流量诊断企业健康状况
      根据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可以了解企业的融资能力和融资政策,分析融资组合和融资方式是否合理。融资方式和融资组合直接关系到资金成本的高低和风险大小。例如,在通货膨胀时,企业以贬值的货币偿还融资债务会使企业获得额外利益,但债务融资的风险较大,在经济衰退期尤其如此。如果企业经营现金流量不稳定或正在下降,问题就更严重。此外,将现金股利与企业的净利润和经营现金净流量相比较,可以了解企业的股利政策。支付股利不仅需要有利润,还要有现金,选择将现金留在企业还是分给股东,与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发展战略有关。通常,处于快递成长期的企业不愿意支付现金股利,而更愿意把现金留在企业内部,用于扩大再生产,加速企业的发展。
      (四)从自由现金流量诊断企业健康状况
      自由现金流量是指企业经营现金流量满足了内部需要后的剩余金额,是企业可以自由支配的现金量,自由现金流量有三种计算方法:(1)自由现金流量=经营现金流量-购置固定资产支出;(2)自由现金流量=经营现金流量-(购置固定资产支出+现金股利;(3)自由现金流量=经营现金流量-(购置固定资产支出+现金股利+利息支出)。
      企业价值与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正相关,也就是说,同等条件下,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越大,它的价值也就越大。该指标越高说明企业可以自由支付的现金越多,企业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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