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图新：ＣＦＯ修炼之国学八妙

很多学贯中西的深知，近年来国学大热。自西学东渐以来，传统文化在科学性的轴向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比如，黄仁宇所说的“中国是个缺乏数目字管理的国家”），以至于连中医都不得不在“中西医结合”的屋檐下寻求庇护。然而西学在精确性上不断前进的道路上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模糊性挑战，而讲求和谐统一的中国文化恰恰是应对模糊性的绝佳法门，因此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之说，在当下重新焕发了新的活力，我们者应该如何从国学中吸取营养，以提升我们的财务管理思维呢？

　　1、架构之妙

　　论及中国古代工程领域的架构之妙，当首推都江堰。

　　秦昭襄王51年（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和他的儿子，吸取前人的治水经验，率领当地人民，主持修建了着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的整体规划是将岷江水流分成两条，其中一条水流引入成都平原，这样既可以分洪减灾，又可以引水灌田、变害为利。主体工程包括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和宝瓶口进水口。

　　从架构上而言，都江堰是一个集防洪、灌溉、航运为一体的综合水利工程。

　　在修筑过程中，李冰采用中流作堰的方法，在岷江峡内用石块砌成石埂，叫都江鱼嘴，也叫分水鱼嘴。鱼嘴是一个分水的建筑工程，把岷江水流一分为二。东为内江，供灌溉渠用水；西为外江，是岷江正流。又在灌县城附近的岷江南岸筑了离碓（同堆），离碓即开凿岩石后被隔开的石堆，夹在内外江之间。离碓东侧是内江的水口，称宝瓶口，具有节制水流的功用。夏季岷江水涨鱼嘴淹没后，离碓就成为第二道分水处。内江自宝瓶口以下进入密布于川西平原之上的灌溉系统， 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保证了大约300万亩良田的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都江堰的规划、设计和施工都具有比较好的科学性和创造性。工程规划相当完善，分水鱼嘴和宝瓶口联合运用，能按照灌溉、防洪的需要，分配洪、枯水流量。

　　为控制水流量，在进水口“作三石人，立三水中的，使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这些石人显然起着水尺的作用。李冰“又作石犀五枚，……二在渊中”，“二在渊中”是指留在内江中。石犀和石人的作用不同，它埋的深度是作为都江堰岁修深淘滩的控制高程。通过深淘滩，使河床保持一定的深度，有一定大小的过水断面，这样就可以保证河床安全地通过比较大的洪水量。这种对流量和过水断面的数量关系的理解和运用即便用现代水利科学来验算也堪称完美。

　　诞生于2000多年前的都江堰取得这样伟大的科学成就，世界绝无仅有，至今仍是世界水利工程的最佳作品。相比于当今耗资动辄成百上千亿元的巨型水坝，与维护都并不高昂的都江堰其奥秘除了巧夺天工的工程布局外，更主要的是遵循了“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治水指导思想，“岁必一修”的管理制度，“遇难弯截角、逢正抽心”的治河原则，以及“砌鱼嘴立湃缺，深淘滩、低作堰”的引水、防沙、泄洪之管理经验和治堰准则。

　　对于CFO而言，从都江堰中可以体悟的——简单有效的管控架构、因势利导的管理思想、可见易行的制度流程——恰是锻造利在长远的公司财务体系的绝佳路径。

　　2、调配之妙

　　对于CFO来说，公司内部的资源不平衡是个天然存在的矛盾，如何有效地调配是一个长期的困扰。在这方面，不妨观察一下近2500年前就已诞生的国内首个南水北调工程——京杭大运河。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初见规模的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达杭州，纵贯北京、河北、天津、山东、江苏、浙江六个省市，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94公里，是世界上开凿时间较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且目前仍在使用的人工运河。

　　京杭大运河从公元前486年始凿，至公元1293年全线通航，前后共持续了1779年。在漫长的岁月里，主要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兴修过程。

　　第一次是在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末期。当时统治长江下游一带的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伐齐，争夺中原霸主地位，调集民夫开挖自今扬州向东北，经射阳湖到淮安入淮河的运河（即今里运河），因途经邗城，故得名“邗沟”，全长170公里，把长江水引入淮河，成为大运河最早修建的一段。

　　第二次是在公元7世纪初隋朝统一全国后，建都长安，为了控制江南广大地区，使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丰富物资运往洛阳，于公元603年下令开凿从洛阳经山东临清至河北涿郡（今北京西南）长约1000公里的“永济渠”；又于公元605年下令开凿洛阳到江苏清江（今淮安市）约1000公里长的“通济渠”；再于公元610年开凿江苏镇江至浙江杭州（当时的对外贸易港）长约400公里的“江南运河”；同时对邗沟进行了改造。这样洛阳与杭州之间全长1700多公里的河道，可以直通船舶。

　　第三次是在13世纪末元朝定都北京后。为了使南北相连，不再绕道洛阳，元朝花了10年时间，先后开挖了“洛州河”和“会通河”，把天津至江苏清江之间的天然河道和湖泊连接起来，清江以南接邗沟和江南运河，直达杭州。而北京与天津之间，原有运河已废，又新修“通惠河”。这样新的京杭大运河比绕道洛阳的隋唐大运河缩短了900多公里。

　　而纵观京杭大运河的兴修动因与综合效益，原本基于国内水资源南北分布不均匀、陆路运输成本过高等动因出发，但这条2000多年以来中国重要的南北水上运输通道，对于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文化的融合乃至对外开放和国际交往所发挥的作用都至关重要，从历史上的“南粮北运”、“盐运”通道到现在的“北煤南运”干线以及防洪灌溉干流，其调配之妙，已经远超水资源本身。

　　我们不妨将资金也视为具备同样流动性的水，那么公司内部资金链条的运行同样也应本着以调配流动性创造综合价值最大化的出发点。

　　3、简洁之妙

　　与现代工程科技相比，中国传统的建筑工程艺术更讲求设计简洁、天人合一、与自然的共生关系等理念，往往能形成更持久的建筑生命力。这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案例就是赵州桥。

　　赵州桥又称安济桥（宋哲宗赐名，意为“安渡济民”），位于石家庄东南约40多公里赵县城南2.6公里处，横跨洨水南北两岸，建于隋朝大业元年至11年（605-616年），由匠师李春监造。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因桥体全部用石料建成，俗称“大石桥”。1991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将安济桥选定为第12个“国际历史土木工程的里程碑”。

　　被誉为“华北四宝之一”的赵州桥是一座空腹式的圆弧形石拱桥，净跨37m, 宽9m，拱矢高度7.24m，在拱圈两肩各设有二个跨度不等的腹拱，这样既能减轻桥身自重，节省材料，又便于排洪、增加美观。赵州桥的设计构思和工艺的精巧，不仅在我国古桥史首屈一指，据行业内的考证，像这样的敞肩拱桥，欧洲到19世纪中期才出现，比我国晚了1200多年。

　　赵州桥，又名安济桥，位于河北赵县洨河上，它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好的巨大石拱桥。赵州桥是入选世界纪录协会最早的敞肩石拱桥，创造了世界之最。桥长50.82米，跨径37.02米，高7.23米，两端宽9.6米，中间略窄，宽9米。唐朝的张说，远望这座桥就像“初月出云，长虹饮涧”。

　　赵州桥建成1400多年间，经历了10次水灾，8次战乱和多次地震，特别是1966年3月8日邢台发生的7.6级地震，赵州桥距离震中只有40多公里却安然无恙。着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感叹道，先不管桥的内部结构，仅就它能够存在1400多年就说明了一切。

　　李春在设计赵州桥时，创造性地在主拱券的上边两端又各加设了两个小拱，如此简单地调整有一举三得之妙：一，可节省材料；二，减少桥身自重（减少自重15%），而且能增加桥下河水的泄流量；三，使桥身更加美观。

　　更令人惊奇的是，1979年5月由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组等四个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赵州桥的桥基进行了调查，自重为2800吨的赵州桥，而它的根基只是由五层石条砌成高1.56米的桥台，直接建在自然砂石上。巧妙之功，可见一斑。

　　对于CFO而言，不妨参考李春的设计思路，用最简洁的方式建构一套能抓住关键问题的信息系统，虽可能历经众多技术变迁的挑战，但其内在管理思想应始终能把握住最本质的公司工作流与价值链的核心需求。

　　4、险峻之妙

　　所谓“富贵险中求”。自古营商便是险途，西方经济学也有所谓“风险和收益成正比”的常识。因此如何与风险共处乃至驾驭风险，便成为CFO工作的本质所在。

　　而以人工建筑的险峻之妙而言，莫过于山西恒山悬空寺。悬空寺又名玄空寺，位于山西浑源县，距大同市65公里，悬挂在北岳恒山金龙峡西侧翠屏峰的半崖峭壁间。悬空寺始建于1500多年前的北魏王朝后期，北魏太和15年（公元491年），历代都对悬空寺做过修缮，北魏王朝将道家的道坛从平城（今大同）南移到此，古代工匠根据道家“不闻鸡鸣犬吠之声”的要求建设了悬空寺。

　　悬空寺距地面高约60米，最高处的三教殿离地面90米，因历年河床淤积，现仅剩58米。悬空寺发展了我国的建筑传统和建筑风格，整个寺院，上载危崖，下临深谷，背岩依龛，寺门向南，以西为正。全寺为木质框架式结构，依照力学原理，半插横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梁柱上下一体，廊栏左右紧联。其建筑特色可以概括为“奇、悬、巧”三个字。

　　奇——远望悬空寺，像一付玲珑剔透的浮雕，镶嵌在万仞峭壁间，近看悬空寺，大有凌空欲飞之势。

　　悬——全寺共有殿阁40间，表面看上去支撑它们的是十几根碗口粗的木柱，其实有的木柱根本不受力。据说在悬空寺建成时，没有这些木桩，人们看见悬空寺似乎没有任何支撑，害怕走上去寺会掉下来，为了让人们放心，所以在寺底下安置了些木柱，所以有人用“悬空寺，半天高，三根马尾空中吊”来形容悬空寺。

　　巧——体现在建寺时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峭壁的自然状态布置和建造寺庙各部分建筑，将一般寺庙平面建筑的布局、形制等建造在立体的空间中，山门、钟鼓楼、大殿、配殿等都有，设计非常精巧。

　　有意思的是，恒山悬空寺也是国内现存的唯一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寺内有铜、铁、石、泥佛像80多尊，寺下岩石上“壮观”二字，是唐代诗仙李白的墨宝。古人云：“蜃楼疑海上，鸟道没云中。”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叹其为“天下巨观”。

　　将风险化为风景，难道不是CFO孜孜以求的至高境界吗？

　　5、正奇之妙

　　品过了工程与建筑，我们再来参悟一下世界独有的中国书法艺术，凭尺寸天地，以黑白两色，营造万千大观，一方面法度森严，同时又创造力蓬勃四溢，令人不能不惊叹中国书法的奇妙。

　　我们先来看看为众多初学者所熟知的柳公权。与颜真卿并称“颜柳”的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以正楷闻名天下，初学王羲之，遍阅近代笔法，而得力于颜真卿、欧阳询，骨力遒健，结构劲紧，自成面目，对后来影响很大。柳公权留下的书碑很多，以《玄秘塔碑》、《金刚经》、《神策军碑》为最着。

　　比书法本身更重要的是柳公权对书法的理解。当柳公权43岁时被穆宗召见，赐官右拾遗。这个官位就是陪在皇帝身边读书。有一次穆宗皇帝随口问柳公权如何将书法写好，没想到柳公权回答的是：“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这一句话是书法的正理，但偏偏这个穆宗皇帝是个昏庸的皇帝，国家在他的治理下弄得乱七八糟，所以当他听到柳公权的回答后，真是疑心生暗鬼，认为柳公权是借机骂他，因为是他心不正所以字才写得不好。因此在穆宗时期，柳公权就一直倍受泠落。然而此后三个皇帝武宗、宣宗、懿宗都非常喜欢柳公权，柳公权直到88岁时以太子太师之位逝世，荣耀非常。

　　与柳公权同秉心正之道，但笔下的表达方式却是笔走偏锋的郑板桥，则是另一种审美的代表。身为“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出生在江苏兴化，名燮，板桥是他的号，以画竹出名。因为他在所作的书画下款都题“板桥郑燮”的字样，后来人就逐渐称之为郑板桥，其书画以“清、劲、怪”遗世。后世广为流传的“难得糊涂”，是当年郑板桥在山东莱州的云峰山观碑时写的。郑板桥先是题写了“难得糊涂”四个字，落款用了“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方印，接着又补写了“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安心，非图后来福报也”。

　　同理而言，CFO在中，本着诚心正意为股东价值最大化而努力的过程中，当然也不乏正奇变换的手段组合。

　　6、全局之妙

　　中国传统书画艺术中，对于整体与局部的阐释，同样值得CFO们玩味与参悟。

　　比如，近年来由于政治原因而迅速为寻常百姓熟识的《富春山居图》。浙江富春山的景色之美一直为历代文人墨客所倾倒。唐、宋、元、明、清以来，曾有1000多位诗人来此留下近2000首盛赞的诗作，更有一些画家为富春山水所迷恋而绘制出不朽的篇章。其中尤以元代山水画大家黄公望鸿篇巨制的《富春山居图》影响最为突出，成为历代画家膜拜与临摹的经典之作。

　　黄公望（1269－1354年），字子久，号一峰、大痴道人，善山水，与吴镇、王蒙、倪瓒合为元四大家，位居其首。至正七年（1347年），黄公望79岁时从松江到富阳一路游览，被富春江畔的景色吸引，便选了其中最秀丽的一段开始创作，历时多年方始告竣。《富春山居图》卷，全长636.9厘米，高33厘米，它以长卷的形式，描绘了富春江两岸初秋的秀丽景色，峰峦叠翠，松石挺秀，云山烟树，沙汀村舍，布局疏密有致，变幻无穷，以清润的笔墨、简远的意境，把浩渺连绵的江南山水表现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境界。此画成为黄公望一生最着名的经典之作，被誉为“画中《兰亭序》”。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真正代表了南宋一代山水画创作的那些讲究意境的创造、以抒情为主要目的所谓“偏角山水”。画家以突出一个局部的方法来加强描写的力度，用笔更加泼辣，水墨的韵味发挥得更加充分。李唐是公认的开创这种新风的一代宗师，他的《万壑松风图》轴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此画构图满实，有一种威压的力量欲突出画面，用浓墨重色画万松深壑，高岭飞泉，云雾峦嶂，山石作大斧劈皴，气势雄厚之极。墨色涩而不枯，厚重而又不失灵气，山石虬劲丰实，笔意不凡，能曲折多变地勾划出丘壑的变化，远山空灵峻丽，似有升腾之意，石下小泉流水，似有汩汩之音，别有一番雄奇秀丽之境界，气魄壮丽，云中山顶，四面峻厚。

　　此后继承李唐技法的刘松年则在描写江南景色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马远、夏圭更是因为构图多截取一角或片断的不全之景，画面中留下大块的空白，而被人称为“马一角”和“夏半边”。这种构图简洁，主体鲜明的山水画有一种全新的境界。

　　胸中时刻有全局观，择其一角而着力施为，或许是CFO可以兼顾整体与局部、短期与长期的务实考量。

　　7、和谐之妙

　　自古而来，理念与定位的冲突是最难以弥合的，业务体系与财务体系之间也是如此。

　　至此，不妨看看这幅颇耐人寻味的《一团和气图》。

　　明朝成化帝宪宗朱见深登基不久（1465年）便御笔绘制了这幅流传甚广的《一团和气图》，并附《御制一团和气图赞》一首。粗看似一笑面弥勒盘腿而坐，体态浑圆，细看却是三人合一。左为一着道冠的老者，右为一戴方巾的儒士，二人各执经卷一端，团膝相接，相对微笑，第三人则手搭两人肩上，露出光光的头顶，手捻佛珠，是佛教中人。作品构思绝妙，人物造型诙谐，用图像的形式揭示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主题思想。画幅借用东晋儒生陶渊明、和尚慧远、道士陆修静“虎溪三笑”的典故，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想，来表明自己对新的一年的期望。

　　其实，成化帝绘制该图有着两大特定缘由的：

　　首先是期望全国朝野安定团结。天顺八年（1464年，甲申）正月17日，天顺帝英宗朱祁镇病死，22日，皇太子朱见深即皇帝位，以明年为成化元年。因此成化元年六月初一应是成化帝即位接近一年半左右。出于对群臣万众一心的期望，他绘《一团和气图》并制《一团和气图赞》的用意，与为于谦平反，并承认代宗景泰帝的历史地位有直接关系，对朝政的安定团结有积极意义。

　　其次是体现“三教合一”思想。很久以来，儒、释、道三教一直影响我国文化的三大主流宗教，关系错综复杂。如果各自教派相互对立，必然消耗体力，不利于社会安定发展。成化帝所绘《一团和气图》乍看如同一人，实为三者。根据《御制图赞》推测，图中笑面弥勒应为慧远法师，左侧着道冠者应为陆修静，右侧饰儒巾者则为陶渊明，三人各为儒、释、道教代表，整个画面布局巧妙，和睦喜气。

　　当然成化帝并不知道，日后“一团和气”被慢慢演化成没有原则立场的老好人。事实上，CFO们如果能够在一个有一系列契约组成的公司里面（科斯语），求得不同利益体（股东、员工、供应链乃至社会公众）之间在上的“一团和气”，当然是善莫大焉。

　　8、攻守之妙

　　中国传统文化之妙不仅在于上述那些居庙堂之高的艺术精品，即便是乡野之间，也有无数耐人寻味的文化珍玩。

　　我们就来看看人人都可以走上几步的中国象棋。被誉为“棋局之王”的“七星聚会”是清代起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四大江湖名局之首，清代出版的着名棋谱几乎都刊有此局，只是局名略有差异。在象棋排局中，“七星聚会”影响之大、流传之广，足令人瞠目结舌。而且时至今日，街头象棋摊上摆残局的仍时常见到此局。

　　这局棋的棋图由红黑双方各七子组成，结局时又多以双方合计七子组成，所以又有“七星”、“七星棋”、“江湖七星”、“大七星”等名称。所谓“七星”，可有三种解释：一、南方朱鸟七宿中第四宿有七星之名。如《礼·月令》：“季春之月，日在胄（二十八宿之一），昏七星中。”二、北斗七星。如《史记·天官书》：“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三、古乐器名，属管乐。此局棋，双方各有七只棋子，寓意当指北斗七星为是。

　　“七星聚会”构思精巧，陷阱四伏。乍一看，红方似有胜机，棋摊前的“初生牛犊”常因求胜心切，误中设局人的圈套，故江湖艺人多以此局为谋生的法宝。

　　“七星聚会”的图势美观严谨，着法深奥精妙，变化繁复多端，引人入胜，是一则车卒大斗车兵的高深排局，所以深得江湖艺人的青睐，并成为其谋生的法宝。研究这局棋，可以提高人们对车（卒）兵残棋的攻防战术在实战中的运用技巧。

　　更令人称奇的是，此局名闻中外棋坛。民国初期，来中国弈访的国际象棋家丹麦人葛林瑞爱好上中国象棋，颇感此局变化莫测，引人入胜，故参用国际象棋的型式和记录方法，罗列各类正劣变着达300多种，译成英文，于1916年在上海出版，并将这局棋译成英文单行本，介绍到国外。从而使此局的影响扩展到西方。鉴于“七星聚会”这一优秀的排局作品在海内外的影响，我国首次举办中国象棋国际邀请赛时，更是因此而将杯赛命名为“七星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