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本所得应适当增税

2016-6-8 0:0:0　用友NC小编

对资本所得应适当增税

对资本所得应适当增税个人股权收益、转让所得是个人资本所得的主要部分，对该项所得合理征税，关系到完善制度，协调平衡劳动与资本所得税收负担，缩小劳资收入分配差距；也关系到促进资本市场健康运转，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经济社会更好发展。在当前新一轮税收制度改革中，应予以重视并作出相适应的必要改革。　　问题　　个人股权收益、转让所得税制，存在税负不公平的较大矛盾目前对个人股权收益、转让所得，是实施20%的统一比例税率制，不同于对一般劳动所得，是实施差距很大的超额累进税率制，因而不能区别不同收入阶层极悬殊的资本所得，加以有力调节。同等金额的一项收入，只因是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的不同，而税负差距悬殊，这便利了富裕阶层，特别是拥有巨额财富的者，使他们能够获取更多的税后资本所得。而中低收入阶层，只有小额投资，却要负担同一税率的税负，这对他们取得财产性收入，是一种限制。　　同时，中国对个人股权收益、转让所得，实施广泛的，有过于宽松的减政策措施。例如对个人取得的股息、红利，只要持有股票期限在一个月以上，就可减半征税，一年以上的，可减征75%的税。特别是对个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所得，有长期的普遍免税优惠，从2010年1月1日起，也只是对解禁的限售股和规定的其他限售股转让所得，征20%的比例税，对众多的一般流通股转让所得，即从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所得，仍继续全面免税。个人投资申购和赎回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单位，取得的差价收入，也都一律免税。即使就征税的解禁限售股来说，持股的一般都是公司高管和大股东，他们以极低的成本，甚或无偿取得巨额公司股票，解禁后疯狂抛售套现，每次交易金额，数以亿元、千万元计。现举媒体报道的实例：创业板碧水源公司一位副董事长在2013年5月7日一天之内，就通过大宗交易，减持600万股，套现3.2亿元，扣除15%的法定成本率计税，按20%比例税率，只缴税5440万元，净获暴利2亿多元。而对比一般劳动所得，工资、薪金月收入超过8万元的部分，要征45%的税；劳务所得每次收入超过5万元的部分，要征40%的税。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的税负差距，是何等悬殊！上述税制上的缺陷，影响了在以上这些方面，发挥应有的调控作用，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还导致进一步扩大劳动与资本所得的收入分配差距、不同阶层收入人群的收入分配差距，助长暴富现象，对经济社会有一定负面影响，必须通过相应的税制改革，缓解以上矛盾。　　启示　　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已经逐渐对资本所得和富人增税笔者认为，在较大程度上，中国上述做法借鉴自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一直以来对个人股权收益、转让所得，实施与劳动所得差别征税的制度，优惠多、力度大。例如，美国在2012年以前的长时期内，对一般所得是采用10%——35%的超额累进税率，而对资本利得，早期是免征50%的应税所得额，后来是按持有股权期限长短，分别适用20%以下的比例税率。2003年起，长期（一年以上）资本利得和符合条件的红利所得，税率由20%减为15%，并对高收入者给予诸多扣抵税和减免税优惠，导致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税负差距加大，收入与税负倒置现象更为严重，进一步扩大了劳资收入分配差距。2012年美国1%的富人，集中了19.3%的总收入，10%的富裕家庭控制了50.4%的总收入，达1917年以来的最高点。　　2011年8月，世界顶级富翁、美国股神沃伦·巴菲特坦言自己“已经被对亿万富翁们很友善的国会呵护得够久了”，呼吁给富人增税。接着美国138名富人也联名上书国会，要求给他们增税。经一年多的争议、谈判，2013年1月1日，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对富人有限增税的法案。有关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内容是：把最高一级税率由原来的35%，提高为39.5%；资本利得和股息的税率由15%，提高为20%，并加征3.8%的“奥巴马健康附加”，合并税率为23.8%。另外对高收入家庭的税收抵免，加以限制。法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也有对富人增税的类似举措。这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形势下，为了缓解庞大的赤字而无奈采取的举措。同时表明，西方国家原来鼓吹的股权收益、转让等资本所得轻税、减税理论，有很大片面性。　　这启示我们，要认真总结过去在这方面借鉴国际经验的得与失。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公平的税收再分配，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繁荣，必须排除西方相收理论和税制的不良影响，紧密结合现实情况，实施相适应的个人股权收益、转让所得税制的必要改革。　　思路　　坚持贯彻十八大以来，深化收入分配和财税体制改革的部署党的十八大报告以“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代替传统的“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提法，重在“缩小”，而不仅是“扭转”或“遏制”扩大趋势。要求“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并且，把税收摆在三个再分配主要手段的首位，提出要进行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把改革完善税收制度，单独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项目，明确要优化税制结构，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强调，新一轮税制改革要“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功能、稳定宏观税负、推进依法治税”。　　个人所得税是中国税制体系中，直接对个人所得征收的一个重要税种。个人股权收益、转让所得，是个人所得税中日益增长的重大税源，改革该项所得的征税制度，有利于健全和完善个人所得税的内在调控机制，使之能充分发挥应有的功能作用。　　笔者认为，改革现行股权收益、转让所得税制的基本思路是：坚持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收入分配和财税体制改革的相关战略部署，针对该项税制现实矛盾，依据在“效率提高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着力实施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平等的原则，平衡个人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的税收负担，调节过高的个人资本收入，照顾中小投资者利益，缩小劳资收入分配差距和不同阶层人群收入分配差距，以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效率提高，让经济不断增长的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为社会全体成员共享。　　为此，改革的着重点：一是应把现行股权收益、转让所得适用的20%统一比例税率制，改为与工资、薪金等劳动所得同等税负水平的超额累进税率制，同等金额的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适用同一税级的超额累进税率，区别所得金额大小，适用高低不同的累进税率，加大对资本所得的调控力度，平衡劳动与资本所得、大小不同金额所得的税收负担。二是清理整顿现行股权收益、转让所得税收优惠政策，取消或调整改变前述过于宽松的各项减免税优惠办法，除极少数必要的特殊税收优惠外，应一律纳入征税范围，扩大税基，全额依法依率计征。同时，应特别注重加强对资本所得大户的监管，坚持对之实施纳税义务人与扣缴义务人双向申报制，完善税收征管、惩罚措施。通过以上改革，资本所得大户税负虽然增加，但纳税后仍可保有原来的大部分所得，仍有利于调动他们投资经营的积极性。对中小额所得投资者，只适用3%——20%的超额累进税率，税负大降低，如果再辅以一定金额的起征点征税办法，不达起征点的不征税，超过起征点的全额依率征税，那就更能鼓励一般劳动者，把闲置资金投向股市，获取更多的财产性收益，培育中产阶层。　　以上改革应紧密结合党和国家确定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模式改革进行。我们不能只把几项劳动所得，纳入综合计征，而把已日益成为经常性大宗收入的股权收益、转让所得，长期排除在综合计征范围之外。当然，这要随着形势的发展，征管能力的增强，分阶段逐步推进。在对劳动所得开展地区试点及其以前时期，可以参照现行工资、薪金税率表，制定新的税负水平大致相等的个人股权收益、转让所得超额累进税率表，据此执行。在全国范围对工资、薪金和劳务两项所得，或增加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共四项所得，实施综合计征阶段，应改为参照新的劳动所得综合计征超额累进税率表，制定新的个人股权收益、转让所得超额累进税率表，单独执行。在取得经验，把劳动与资本混合的个体生产经营所得，扩大纳入综合计征范围时，对个人股权收益、转让所得，同样可以这样做，按新的综合计征超额累进税率表和统一的征收办法执行。为避免过多的纳税申报、审核和年终汇算清缴的工作量，降低征纳税成本，前项个人纳税申报和汇算清缴，应只限于对高收入者（如现行年所得超过12万元者）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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